筹款平台捐1元收3元“支持费”被质疑
筹款平台捐1元收3元“支持费”被质疑，目前收取“支持费”成为平台通例，有些平台收费还偷偷摸摸，默认收取“支持费”或“服务费”的条款就隐藏在冗长的格式化的规则条文中。筹款平台捐1元收3元“支持费”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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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参与网络爱心捐款，还得多交一笔支持费，你怎么看？近日，多家互联网 大病筹款平台 开始向捐款者收取3元的"支持费"，即使捐1元也要另外收取3元。带有公益色彩的网络捐助平台，为何开启 商业化收费模式？这样的收费是否合理、又该如何规范呢？
是否默认勾选各平台不一 客服：主要用于平台运营
今天（4月9日），记者在一些投诉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都说遇到了捐款时被收取"支持费"的情况，一部分平台默认收取这项费用，用户不仔细阅读规则就会被多扣款；而另一些平台对这项收费默认为关闭，用户主动勾选同意，才会扣款。
江苏台记者沈灿说打开了某捐款平台的捐款页面，在捐款金额的下方有一个"支持平台3块钱"的提示栏，默认是关闭的，简介上也写着"之前相关成本都由平台补贴用户，赞赏3元，可以帮助平台更加健康运营，服务更多大病患者"。勾选后当准备付款时，虽然是合并付款，但其实它已经自动拆分成两个订单，"支持费"是单独一个订单。
某捐款平台客服说：“您的捐款，它的主要作用是把这个钱捐给患者，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想要资助平台，正常来说这个选项都是（默认）关掉的，但系统这方面是会有一些（这个选项）的， 支撑我们的运营。”
南京市民宋女士说：“我觉得挺合理的 ，因为平台运营本身就需要它的成本，人工费、机器维修费这种 ，都需要钱。”
南京市民高女士说：“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你想一笔就3块钱，中国这么多人， 光这服务费就很多了，可以（适当）降低服务费。”
专家：首要保障用户知情、同意 还需加强监督及行业自律
长期从事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是近年来我国大病救助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本身并非公益慈善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服务，也有一定的运营成本。免费的服务并不足以支撑平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要收取，一定要事先征得捐赠者的同意。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说：“我们捐赠者要有知情权， 否则捐赠人捐助之后，他还不知道这回事， 会有被欺骗的感觉，（其次）关键是收费的费率是不是合理、 依据是什么，（目前可以参照）教育或者其它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些收费办法，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家层面，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医保部门，都在密切关注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的规范化发展。虽然目前仍主要依靠公司的自律，但专家也建议，可以在各平台进一步扩大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通过修改《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将相关平台纳入监管范畴，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顾海说：“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的行业监督机制， 通过行业自律来加强监督，第二是与之相关联的'， 比如说医院等第三方来介入，来了解众筹平台的运行情况， 使它公开、 合理 、透明，第三个是建立捐赠人知情权的通道 ，可以追踪到每一笔善款的用途，第四个可以建立众筹行业的协会 ，规范行业的发展。”
筹款平台捐1元收3元“支持费”被质疑2
近期不少网友反馈称，多家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向捐款者收取“支持费”，甚至捐款1元，也要被收取3元的费用。有记者在多个大病筹款平台进行了测试，赫然发现，收取“支持费”成为平台通例，有些平台收费还偷偷摸摸，默认收取“支持费”或“服务费”的条款就隐藏在冗长的格式化的规则条文中。一般不会被人注意到。
某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的《用户资助说明》显示，用户勾选后将多收取3元用以平台服务项目。图/某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截图
把公益当成了生意，是不是意味着互联网大病筹款变味了？怎样理解平台的行事逻辑？
近年来，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与移动支付手段日益成熟的东风，网络慈善快速崛起。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是对整个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假药贩子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话虽难听，但现实的确如此。很多人在遭遇重大病情后，最大的难题就是钱。
那些出现在每个人朋友圈的治病筹款链接，展现的人间疾苦往往是相似的。而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为一些因意外事件、重大疾病而身处困境的人提供了一条私力救济的渠道，其本质上是一种民间互助性质的公益慈善。
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虽然具有公益性质，但本质上是商业运作模式，近年年屡屡曝出各种负面事件，也显示了资本逐利的本性。资本，天生流淌着逐利的血液。办公场地、人员经费、软硬件投入等等，都是其运营成本。
这就意味着，其必须要有创收能力，至少实现“收支平衡”，由此平台才能维系下去。如果它不能在“流量变现”“互助保险”等方面实现收益，那就只能在“服务费”“支持费”等方面动手脚。毕竟，“吃相难看”也强过饿着肚子干活。
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多用于网友间的大病求助。
这样的转变，简单粗暴，但细细想想，似乎也无可厚非。平台若无法持续经营下去，少了一条私力救济渠道，不是各方愿意看到的结果。爱心人士在意的不是几元小钱，而是希冀知道明确的规则。比如有网友就表示，“我理解平台运营需要成本，但能否告知捐款人？能否告知抽成的具体比例和金额？”这种声音颇具代表性。
此外，平台能否持续提升服务水平，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禁止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收费，但平台毕竟有着公益底色，运营方合理收取费用可以理解，但不能把公益当成纯粹的生意来做，更不能偷偷摸摸、不明不白地把手伸向了爱心人士的口袋。是故，平台须直面公众质疑，明确公示收费标准，做到规范透明，保障捐款者的知情权并取得其认可，每一分钱都应赚得坦坦荡荡、清清白白。
唯有在更规范、更透明上加大建设力度，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才能行稳致远，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助力我们的社会更加有爱。
筹款平台捐1元收3元“支持费”被质疑3
近期，多家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被曝开始向捐款者收取“支持费”，甚至捐1元收取3元。同时，去年于美股上市的水滴筹也于4月7日开始试行向筹款者收取服务费，其在试行公告中称，过去五年多，水滴筹维持运营所需的成本，一直由水滴公司补贴，未向筹款人收取费用。
《科创板日报》记者查询水滴公司招股书发现，从2018年开始，水滴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且出现扩大的趋势；相比涨幅不算明显的营业收入而言，水滴公司的净亏损也正在逐步扩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水滴公司运营筹款平台的财务压力。
从财报角度来看，公司资金面上的不再充裕，或许是促使水滴筹等互联网筹款平台向筹款和捐款双方收取服务费用的初衷。不过，从收取费用的额度来看，对于筹款平台运营上的压力，这仍旧是杯水车薪。
当捐款与提现“不再免费”
向捐款方或者筹款方按捐款费用比例收取服务费用，是目前主流互联网筹款平台的两种主要方式。
如以轻松筹为代表的平台，当捐助者此前在平台页面进行捐款时，在最后一步会出现勾选项，询问用户是否阅读并同意《用户资助说明》，如果没有取消勾选该项目，在实际捐款时将会扣除3元“支持费”。《科创板日报》记者查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捐助者投诉的内容大多与此相关——在没有取消勾选的情况下被多扣除了3元捐助费用。
而在商家回复中，轻松筹表示，平台未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也无误导支付之意。如果捐款者需要退费，可在轻松筹公众号-个人中心-我的捐款-资助平台处申请退费。《科创板日报》记者登陆轻松筹客户端发现，截至目前，《用户资助说明》的勾选项已经被下线，在记者随机捐出1元之后，类似的额外服务费扣款也没有再度出现。
而水滴筹，则是在今年1月份就在徐州等城市试点向筹款方收取服务费。在徐州等试点地区，服务费的金额为实际筹款金额的3%，每案例服务费收取上限为5000.00元，与此前公布试行方案中的比例相同。
此外，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另行扣除提现金额的0.6%作为支付通道费用。如果想要查看具体的试行方案，在提现公示与平台声明下方的实行公告处即可自行查阅。
水滴相关人士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在筹款人发起筹款之前，筹款顾问会和筹款人说清楚服务费的规则，筹款人在提交个人信息时还有一道确认，提现时还有一道提示。换言之，手续费用的收取是在征得筹款人同意之后才会进行扣除。如果筹款人不认可服务费的规则，可以选择其他筹款平台，或者水滴平台帮其另行联系公益组织。
由此来看，无论是筹款平台向捐款方或者筹款方收费，其出发点均来源于覆盖平台水涨船高的运营费用，但此前运营多年的“0服务费”模式，已经培养起了用户免费使用的习惯，而突然变为收费模式，短期内对于用户口碑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响。
《科创板日报》记者查阅水滴公司财报发现，即便按照目前3%左右的扣除比例，水滴公司收取的服务费规模，也很难覆盖其高额的运营费用，至于能否缓解目前的经营状况，仍是未知数。
“烧钱营销”买流量快速做大模式后遗症多
公开信息显示，水滴筹母公司水滴公司创立于2016年，创始人为美团10号员工沈鹏。从家庭背景来看，沈鹏家庭此前从事保险行业已经多年。而美团的工作经历，让其对互联网与保险领域同时拥有较深的认知与见解。
自创始至今，公司经历了六轮投资，每一轮腾讯全部参与。最近的一次融资是在2020年11月，水滴接受了来自腾讯独家1.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6轮融资之后，水滴收到的投资金额接近44亿人民币。
当然，由于互联网筹款业务本身的公益体质，加之“0服务费”的宣传策略，水滴并不能从该项业务中获取营业收入，因此，借助筹款平台获取的流量，转化为互联网医疗保险的代理与经销，就成为了水滴筹与轻松筹等筹款平台获取收入的重要方式。
而在近年受疫情影响，在线医疗服务的增速超过了同期的其他医疗方式，根据艾瑞咨询预测，在线医疗服务市场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4，374亿元，在客观上为水滴筹的保险业务提供了增长空间。
此外，水滴相关人士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其负责代理的第三方保险类型，多为一次性的消费型保险，该种保险的保额较大，而需要支付的保费相对较少。
正因如此，这类保险较为适合从互联网等渠道进行销售，水滴的营收在招股书的三年期间内也迎来了爆发性增长——2019年，水滴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534.5%到15.1亿元，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100.4%到30.3亿元。两年增长了近12倍。增速和数额都远超同属互联网保险经纪行业的慧择控股。
但在收入显著增长的背后，水滴依靠的还是以往互联网平台依靠第三方流量“烧钱营销”的套路。而这种方式在企业的扩张期是有效的。招股书显示，在营收流量来源方面，在初期水滴仍然以内部流量（众筹及互助）为主，但到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至16%左右，取而代之的是自然流量与第三方流量。
但这种打法的缺点显而易见，即为极高的市场费用投放。因此仅就净利润而言，水滴公司的亏损在近年来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在2018年，水滴营收2.38亿，净亏损1.88亿；2020年水滴营收30.28亿，净亏损6.64亿，而最新披露的2021年财报中，水滴的增速相比以往数倍的增幅大打折扣，增速仅为5%左右，为32.06亿，而净亏损却接近16亿，相比2020年猛增接近10亿。
就在2021年水滴上市之后不久，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针对互联网保险产品管理、销售管理、理赔管理、信息安全等乱象频发领域，重点整治销售误导、强制搭售、诱导销售、费用虚高、违规经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问题。
换言之，此前互联网保险业务通过烧钱等“野路子”进行扩张的打法已经不再奏效，这对业务模式刚刚成形的水滴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打击。
专家：可参照慈善基金会收费标准
《科创板日报》记者查阅水滴公司财报发现，其2020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7.77亿元，这意味着在水滴营收状况最好的一年，公司经营状况仍处于“失血”状态。而在2021年，水滴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而亏损进一步扩大，这也意味着此前靠互联网保险反哺0服务费的筹款业务的愿景，变得不再可行。这或许是水滴开始向筹款用户收取服务费的内在原因。
之所以水滴没有向捐款方收款，则有一些可能性在于，水滴需要向这部分捐款人群销售互联网保险，为了保证其筹款业务流量的稳定，选择向筹款方收取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公司在试行方案中表示，每个筹款案例最高收取服务费不会超过5000元人民币，如果按3%的比例，意味着如果筹款超过16.67万元，即可达到服务费收取上限，对于治疗费用动辄数十万人民币的大病患者，这是个并不难达到的数字。
而公司声称五年来，已经为超过240万个大病患者筹集医疗资金，那么每年水滴筹服务平均48万个大病患者。如果这240万个大病患者均支付了5000元服务费，水滴将从他们身上收取一共24亿的服务费，但从2020年开始，水滴公司的营业支出已经超过35亿人民币，2020年则达到了50亿人民币，而上述24亿服务费，只是较为理想的情况。
“免费的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对平台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救助作用形成掣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具有效率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参照现行基金会管理费标准，设立合理的行业服务费标准，从而促使行业良性持久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琼同样认为，收取服务费用一定程度上比“商业反哺”的模式要有益，但要谨慎规定收费费率，确保可持续发展。
